花卉写生(中国古代宫庭花鸟画和文人花鸟画有什么不同)

中国画以其描绘题材的不同，可以分为人物画、山水还有花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花鸟画是成熟最迟的。花鸟画是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的中国画传统画科，又可细分为花卉、翎毛、蔬果、草虫、畜兽、鳞介等支科。但是从欣赏阶层和风格特点来区分的话也可以分为宫廷花鸟和文人花鸟。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两宋是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中上阶层需求及工艺装饰也促使花鸟画的发展和活跃。北宋的花鸟画，如同山水画一样是在五代花鸟画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代著名的两大花鸟画家黄筌和徐熙都生活到宋代初年，其子孙黄居采、徐崇嗣等都擅长花鸟画，对宋代花鸟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由黄筌、黄居采父子所开创的细笔勾勒彩的写生画法，在宋初100年间，被宫廷画院当成花鸟画的一种规范。以后北宋的花鸟画家虽然不断有新人出现，如革新派花鸟画家崔白(11世纪)，自称为“写生赵昌”的赵昌等人，在突破“院体”画题材的束缚等方面有所创造，但他们基本上还是保持着纯客观地描写。现存崔白《双鸟戏兔图》和赵昌的《蝴蝶图》就是明显例证。

以院体画为代表的北宋花鸟画，能客观描写，注重写生。由于愉悦统治者为目的，甚至连皇帝也亲自参加绘画创作，他们有极度的闲暇和优越的条件把追求细节的真实发展到了顶峰。如宋徽宗即是北宋著名的花鸟画家。他在控制宫廷画院的时候，要求画院的花鸟画家研究孔雀升墩是先举左脚还是右脚，月季花在不同时间要表现出花蕊、叶子不同的变化。像这种细节真实的追求，便是皇家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北宋院体花鸟画的这种注重写生以至刻意追求细节真实的艺术风格，在整个宋代都是花鸟画的主流，同时，“院体”花鸟画的发展也对“文人”花鸟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是当时政体与绘画形成的必然。

在宋代宫廷画院之外，花鸟画还存在着另一股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对后世文人花鸟画很有影响的潮流，那就是以文同、苏轼的墨竹、杨天咎的墨梅，以及郑思肖的兰花等为代表的不再强调踏实于写生，而是强调借物抒情的花鸟画。在这种艺术潮流影响下，传统花鸟画中的所谓：“四君子”(梅兰竹菊)题材日益流行起来，这种风气到了元代文人画大兴时，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后人知晓的“文人画”最早源于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宋代文人画家都不是专业画家，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创作。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式格法，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爱写兰菊，以示自我之胸襟，其完美趣味与精工的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据传墨竹兴于晚唐五代，但取得重大成就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宋的文同，他曾在京城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后到四种陵州等地任地方官，后调湖州，未赴任而卒。苏轼称他的诗词书画为四绝。他爱画墨竹，对竹进行过深入观摩体验，自称“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色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虽是寄兴但却是酝酿成熟的。传为他画的《墨竹》轴造型真实画风严谨洒脱自然。他的墨竹开创了“湖州竹派”。文学家苏轼也擅长墨竹，传说他还画朱竹等。墨梅传说始北宋华光和尚，而杨补之成就最高。书法家欧阳询“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他的墨梅有清雅闲逸、出尘绝俗的情致，与院画塑造的娇艳柔丽的形象大不相同。

在文人画的精神中赋予梅兰竹菊以道德品格，把绘画心态情绪言表于画里画外，诸如“四君子图”、“岁寒三友”等等。有时是“逸笔草草”，狂写自我。这在宋代已形成，至明清而大盛，成为传统画中的独特门类。

元代花鸟画的主流是向文人画情趣发展，绝少有画院之工笔重彩富丽细腻者，文人水墨写意及水墨梅竹勃然兴起，显示了花鸟画领域的巨大变化。而文人画作者虽前师宫廷，也入室重彩大师，却后在文人绘画里发展。此时的代表人物有王渊、张中、王冕、柯九思等人，像王渊早年师赵孟，特别是花鸟师宫廷画派大师黄筌，自己却以水墨画白描法画花鸟树石风格著称于世，花鸟以水墨中见精微严谨而清雅淡逸，显示了院体花鸟转向文人情趣的风格，其张中，亦工墨笔花鸟，比较王渊又显粗简淡逸，兼工带写，对明清花鸟画有一定的影响。

“文人”花鸟画形成已给中国传统绘画注入了新的意识，五代时期全国战事政乱，尽管如此，“文人画”也得到了上层和民间的认可，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文人”其代表性不只局限于绘画，其涉于各个文化领域，由此，给绘画中的花鸟画以良好的土壤，使“文人花鸟画”发展先于其它。而徐渭则是五代以来“文人花鸟画”的代表。他有怀绝世之资而遭遇不偶，有济世之才而无以施展之心态，故在写意花鸟画创作中兼吴派写意花鸟与林良写意花鸟之长而不为所衷，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泼墨淋漓，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花木形象中着眼于生韵的体现，在文人绘画道路上长于诸家。八大山人是继徐渭之后又一“文人”绘画的杰出代表，他笔下的花鸟画完成是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借画表心态，抨击当朝，指东骂西，以抒发心中不满之情，使文人绘画，特别是花鸟画达到了新文人画高度，对后世及现代影响极大。

文人绘画兴起，是与当时社会发展分不开的，绘画在士大夫层领域一直是玩偶，旧时画风束缚着众多画家，要用画表心境已远不及当时文人之心境，故众多画家，也包括宫廷画师，把作品转向文人画，把绘画心态调到文人画上来，以满足民众，满足文人画为士大夫气，从五代开始元代后期文人画风创作已渐成熟，从而对以后的中国绘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宫廷画家是皇家承认的画家，当时在社会占主流。而民间画家，也就是后来的“人文画家”也在花鸟画的历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简要分析如下：

一：宫廷花鸟

中国花鸟画重视写生，以写生做为创作的基础。这种写生，并不是单纯的简单模仿现实的花卉禽鸟，而是在真实描绘客观对象的基础上，表现出花鸟的生命力和其各不相同的特征。就象表现人物画一样，不以外部的形似为目的，而是更重视传神。宋朝是花鸟画的高峰，宋代强调写生，宋徽宗赵佶控制宫廷画院时，对动植物的特点要求更加严格，甚至苛刻，如孔雀开平时是先抬左脚或右脚都是有讲究的。

具体作品如：

《花篮图》 宋李嵩

精致、典雅的籐篮里，一朵朵盛放的花朵，鲜丽而缤纷。大红的山茶稳坐居中，艳冠群芳；清雅的绿萼梅、闺秀般的瑞香，斜倚着身子相随于旁；白净的水仙、娇俏的白色丁香则好奇趴伏在篮缘。

中国人爱花，由来已久。到了宋代，赏花、插花更成为生活中的赏心乐事。当时在一般的酒楼、客栈、茶坊等地，时常可以见随四季变化的插花摆饰，到了春季，许多大都市的人们还争睹「蝴蝶会」、「万花会」等盛大的花会活动。民间如此，宫廷亦然；如画中这盆春意盎然的「花篮」，便由于它的主从分明、色彩鲜丽、枝繁叶茂、整体外形圆满丰盛，是宋代宫廷流行的「篮花」中杰出的佳作。

二：人文花鸟

中国的花鸟画出处透着一种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同于宫廷花鸟的精致和繁琐。人文花鸟透着一种更为真实和厚重的感情色彩。

《墨竹图》 宋 苏轼

后人知晓的“文人画”最早源于宋代苏轼提出的“士人画”。宋代文人画家都不是专业画家，是文人士大夫的业余创作。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式格法，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爱写兰菊，以示自我之胸襟，其完美趣味与精工的院体和职业画家不同。据传墨竹兴于晚唐五代，但取得重大成就而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北宋的文同，他曾在京城任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后到四种陵州等地任地方官，后调湖州，未赴任而卒。苏轼称他的诗词书画为四绝。他爱画墨竹，对竹进行过深入观摩体验，自称“画竹必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色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虽是寄兴但却是酝酿成熟的。传为他画的《墨竹》轴造型真实画风严谨洒脱自然。他的墨竹开创了“湖州竹派”。文学家苏轼也擅长墨竹，传说他还画朱竹等。墨梅传说始北宋华光和尚，而杨补之成就最高。书法家欧阳询“以其笔画劲利故以之作梅。”他的墨梅有清雅闲逸、出尘绝俗的情致，与院画塑造的娇艳柔丽的形象大不相同。

《墨梅图》 元 王冕

元朝著名画家王冕，他画的梅花充满生气，亲新可爱，具有鲜明借物抒情的特点，他的《墨梅图》提诗：吾家种树池头边，个个华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表明在元朝种族歧视的年代里，他那种不甘心受民族压迫、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的政治态度和自己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