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元考试(刘知几的生平事迹)

刘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为信都令，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着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

刘知几的从父刘延佑进士及第，颇有文名。刘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

刘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那年，其父五十有四，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有关刘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刘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

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刘知几《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刘知几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隋书·经籍志》着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

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

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

《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 刘知几二十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知几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年）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

证圣元年（695年），刘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刘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

就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了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武后圣历二年（699），三十八岁的刘知几在做了十九年获嘉县主簿后，调任京师定王府仓曹。这次调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其一，此时的刘知几已经是闻名全国的学者。青少年时代已以文学知名，主簿任上多次上表，也展示了他的才华。其二，则天诏修《三教珠英》，以为刘知几是个人选。据《旧唐书·徐坚传》载：“坚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在圣历二年（699）。

《三教珠英》于长安元年（701）修成一千三百卷，次年知几出任著作佐郎。时年四十二岁。适如他自己所说：“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著作佐郎是著作局里的职任。著作局设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佐郎六人，秩位从六品上。自刘知几进入史馆后，面对着无数难以克服的矛盾。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回顾自己在史馆修史的往事，不无感慨地说：“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义，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犹大为史官所嫉。”

刘知几自长安二年（702）进入史馆，至中宗景龙四年（710），九年之中，“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安二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这是一为史臣，一入东观（史馆）。中宗即位之后，“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这就是二为史臣。中宗还京不久，“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这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年，他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但是，修史并没有给刘知几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刘知几辞去史任之后，出任太子中舍人，又为修文馆学士。 长安二年，开始私撰《史通》，详论史书之体例及内容，阐述自己对史学的见解，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并未投入主要精力。他在长安四年（704）曾作了《刘氏家史》十五卷和《谱考》三卷。神龙二年（706）中宗还京师，知几逗留东都。《史通·忤时》回顾了当时的情景：“会天子还京师，朝廷愿从者众。予求番次，在大驾后发日，因逗留不去，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或有谮予躬为史臣，不书国事，而取乐丘园，私自著述者。由是驿召至京，令专执史笔。”

“驿召至京”在景龙二年（708），自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知几“一为中允，四岁不迁”，但他“守司东都，杜门却扫，凡经三载”，定是集中精力撰写《史通》的三年。有人说他躬为史臣，不书国事，私自著述，就是指撰写《史通》一事。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被驿召至京，专领史事，迁秘书监。就在这时提出求退史职的要求。其实，他至少已集中三年的精力撰写着《史通》，至景龙四年（710）二月，全书完工，凡二十卷。 刘知几在景云元年（710）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仍兼修国史，并加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左庶子是东宫官，东宫有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总司经、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六局。崇文馆也是东宫设置的。贞观十三年置崇贤馆，上元二年避太子名，改名崇文馆。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银青光禄大夫的封号在官秩上相当于从三品。这年，李隆基立为东宫太子，因为刘知几的“几”字同李隆基的“基”字同音，为避太子名讳，知几便废名而以字行，因称刘子玄。上述情况可知，知几在玄宗为太子时便得到提升，在政治上有了积极性。景云二年（711），刘知几写《释蒙》一文，又皇太子李隆基将亲释奠于国学，主管部门草拟仪注，决定让随从官员都乘马著衣冠，刘知几以为不可，上议驳斥。

玄宗先天元年（712），刘知几奉诏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开元二年，刘知几等人刊定《姓族系录》二百卷，后升任散骑常侍。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刘知几与友人吴兢撰成睿宗、则天、中宗三朝实录，奏于执政，请援例恩赏。这是知几在修史任上卓有成效的国史、实录修撰。其中《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刘知几与吴兢合作主修了三朝实录凡七十卷，这是他撰成《史通》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大贡献。除上述与吴兢合修三朝实录外，还曾单独撰修过《睿宗实录》及《太上皇实录》。还有同吴兢合修的《高宗后修实录》。这样，刘知几实际上参与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四朝实录的修定工作。四朝实录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前期的史料，《旧唐书》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包括吴兢、韦述等人相继撰述的《唐书》和各朝实录。刘知几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仅从这方面的成就而论，刘知几也不愧为一名称职的史官。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开元七年，刘知几论《老子》《孝经》注议》

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的长子刘贶任太乐令，触犯法律而判罪流放。为此事，知几“诣执政诉理”，皇帝听到十分震怒，于是贬授他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安州治在安陆县，就是今湖北安陆县北，已是远离京师。别驾，较之左散骑常侍，降级一品。旅途的辛劳，贬官的苦闷，使刘知几到了安州不久就去世了。追赠为汲郡太守，又追赠工部尚书，赐谥“文”。后其诸子各有著作行于世》

贺知章《咏柳》

唐·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注释

⑴ 柳：柳树，落叶乔木或灌木，叶子狭长，种类很多。本诗描写的是垂柳。

⑵ 碧玉：碧绿色的玉。这里用以比喻春天的嫩绿的柳叶。

⑶ 妆成：装饰，打扮。

⑷ 一树：满树。一，满，全。在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中，数量词在使用中并不一定表示确切的数量。下一句的“万”，就是表示很多的意思。

⑸ 绦：用丝编成的绳带。丝绦：形容一丝丝像丝带般的柳条。

⑹ 裁：裁剪，用刀或剪子把物体分成若干部分。

⑺ 二月：农历二月，正是初春时节。

⑻ 似：好像，如同，似乎

导读

此诗借柳树歌咏春风，把春风比作剪刀，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赞美她裁出了春天。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比拟和比喻新奇贴切是此诗的成功之处。《唐诗笺注》云："赋物入妙，语意温柔。"

这是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

写杨柳，该从哪儿着笔呢？毫无疑问，它的形象美是在于那曼长披拂的枝条。一年一度，它长出了嫩绿的新叶，丝丝下垂，在春风吹拂中，有着一种迷人的意态。这是谁都能欣赏的。古典诗词中，借用这种形象美来形容、比拟美人苗条的身段，婀娜的腰支，也是我们所经常看到的。这诗别出新意，翻转过来。“碧玉妆成一树高”，一开始，杨柳就化身为美人而出现：“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千条万缕的垂丝，也随之而变成了她的裙带。上句的“高”字，衬托出美人婷婷袅袅的风姿；下句的“垂”字，暗示出纤腰在风中款摆。诗中没有“杨柳”和“腰支”字样，然而这早春的垂柳以及柳树化身的美人，却给写活了。《南史》说刘悛之为益州刺史，献蜀柳数株，“条甚长，状若丝缕。”齐武帝把这些杨柳种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置，说它“风流可爱”。这里把柳条说成“绿丝绦”，可能是暗用这个关于杨柳的著名典故。但这是化用，看不出一点痕迹的。

“碧玉妆成”引出了“绿丝绦”，“绿丝绦”引出了“谁裁出”，最后，那视之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春风”，也被用“似剪刀”形象化地描绘了出来。这“剪刀”裁制出嫩绿鲜红的花花草草，给大地换上了新妆，它正是自然活力的象征，是春给予人们美的启示。从“碧玉妆成”到“剪刀”，我们可以看出诗人艺术构思一系列的过程。诗歌里所出现的一连串的形象，是一环紧扣一环的。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国古代有不少著名的美女，柳，为什么单单要用碧玉来比呢？我想，这有两层意思：一是碧玉这名字和柳的颜色有关，“碧”和下句的“绿”是互相生发、互为补充的。二是碧玉这个人在人们头脑中永远留下年轻的印象。提起碧玉，人们就会联想到“碧玉破瓜时”这首广泛流传的《碧玉歌》，还有“碧玉小家女”（肖绎《采莲赋》）之类的诗句。碧玉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几乎成了年轻貌美的女子的泛称。用碧玉来比柳，人们就会想象到这美人还未到丰容盛鬋的年华；这柳也还是早春稚柳，没有到密叶藏鸦的时候；和下文的“细叶”“二月春风”又是有联系的。

作者简介

贺知章，唐朝诗人。字季真，一字维摩，号石窗，晚年更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其排行第八，人称“贺八”。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证圣元年(695)进士，授国子四门博士，转太常少卿、集贤院学士。开元十三年(725)擢礼部侍郎，宫至秘书监。故人称“贺秘监”，又简称“贺监。天宝三年(744)辞官还乡为道上，建千秋观以隐居其内，未几卒，享年86岁。贺知章少时以诗文闻名，神龙年间(705—707)已名扬京城。开元初年与吴越人包融、张旭、张若虚以诗文齐名，世称“吴中四士”，亦称“吴中四友”、“吴中四杰”。贺知章邕容省闼，高逸豁达，为一代清鉴风流之士。尤喜好在饮酒中乘兴书写诗文，直到纸尽方止。曾与张旭、崔宗硅《海录碎事》亦将其与陈子昂、宋之问、孟浩然等人并称为“仙宗十友”。贺知章还与张旭情投意合，交往甚密，又为姻亲，故时人也常以“贺张”称之。两人也经常同游，“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好事者供其笺翰，共传宝之”。(施宿《嘉泰会稽志》)贺知章以草书名世。《述书赋》中赞其草书“落笔精绝”，“与造化相争，非人工即到”吕总《续书评》则以为“纵笔如飞，奔而不竭。”李白在《送贺宾客归越》诗中将其喻为王羲之，有言“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卢象《送贺监归会稽应制》诗“青门抗行谢客儿，健笔违羁王献之。长安素娟书欲偏，工人爱惜常保持。”则喻其为王献之。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然而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其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结体左俯右仰，随势而就；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地体现了他那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贺知章的草书，拉开了盛中唐草书浪漫风气的序幕。此外贺知章也擅楷书，有《龙瑞宫记》传世。

古诗今译

像碧玉一样打扮成的高高柳树，千条万缕的柳枝都垂下了绿色的丝条。不知道这细细的柳叶是谁裁剪出来的，乍暖还寒的二月春风恰似剪刀。

名句赏析——“不知细叶谁载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深深地抓着了垂柳的特征，在诗人的眼中，它似美女的化身。高高的树干，就像她亭亭玉立的风姿，下垂的柳条，就像她裙摆上的丝带。在这里，柳就是人，人就是柳，两者之间仿佛没有什么截然的分别。而且“碧玉”也有双关的意义。既在字面上与柳树的翠色相合，又指年轻貌美的少女，与下面的“二月春风”恰相呼应——这是早春的垂柳，还未到夏秋之际亭亭如盖、树荫清圆的时候。然而，更妙的以下两句：“不知细叶谁载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在贺知章之前，有谁想过春风像剪刀？把乍暖还寒的二月春风由无形化为有形，它显示了春风的神奇灵巧，并使《咏柳》成为咏物诗的典范之作。

[编辑本段]曾巩《咏柳》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作者介绍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白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 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 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 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 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说明

这首诗把柳絮飞花的景色写得十分生动。柳絮在东风相助之下，狂飘乱舞，铺天盖地，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个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解释

①倚--仗恃，倚靠。狂--猖狂。这两句形容柳树在春天绿得很快：柳条似乎还没有发黄，但趁着东风吹暖，一下子便飞快地变绿了。

②解把-- 解得，懂得。飞花--柳絮。

③这两句的意思是：不要只看到柳絮飞扬，遮天蔽日，要知道还有清霜临降、柳叶飘零的时候啊！

字面意思

杂乱的柳枝条还没有变黄，在东风的吹动下狂扭乱舞。把它的飞絮想蒙住日月，但不知天地之间还有秋霜